自张骞凿空西域始，中原与西域的医药学知识通过丝绸之路实现双向交流，各地医药知识不断互动、吸收、融合，为后世中医药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历史与现实共同昭示：民族医药的繁荣必以中医药为根基，中医药的生生不息必因各民族共同守护而长青。

● 曾令杰 / 文

巍巍天山，莽莽昆仑。在新疆这片古老的土地上，医学文明的种子早在两千多年前便已生根发芽。自张骞凿空西域始，中原与西域的医药学知识通过丝绸之路实现双向交流，各地医药知识不断互动、吸收、融合，为后世中医药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。

新疆地处古丝绸之路核心枢纽，自古以来便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要冲。史载张骞通西域后，“殊方异物，四面而至”，在这条道路上，贸易往来络绎不绝，物资交流十分频繁，除人们熟悉的丝绸、瓷器、香料等，还有大量药物的交换。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《高昌内藏奏得称价钱帐》记录了“买药一百四十斤”，反映了公元5世纪高昌地区药材贸易的繁荣景象。中原与西域的医药交流渐成常态，不仅有中原的药材传播到西域，如甘草、黄芪、蜂蜜、雄黄；许多西域的药材也流向中原地区，包括麝香、荜拨、阿魏等。

中原地区的医术在新疆地区的应用早在西汉就已出现，史载“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”。若羌的楼兰遗址曾是西域长史府的驻地，出土了许多汉文医方残简，其中记载了“承前桔梗八两承前茱萸五升”等药材使用情况。此外，还有魏晋时期的一份纸质文书残片，上面写道“腹中不调，一岁饮一丸，不下，至三丸”，这一治疗方法与张仲景在《伤寒杂病论》中提到的“医以丸药下之”相吻合。不仅如此，吐鲁番交河故城出土的汉文《耆婆五脏论》，其内容中涉及了许多与中原地区医学相关的理论，特别是五脏和五行思想，系统地呈现了中原地区医学的基本观念。吐鲁番出土的《本草经集注》残卷中所载药材内容，恰好与南北朝陶弘景所著《本草经集注》中的兽类药物部分相吻合，进一步印证了中医药知识在新疆地区不断传播、不断运用的过程。这些出土文献不仅证明了中医药知识在新疆地区的传播，更为研究中原地区医学与新疆地区医学的交融提供了重要依据。

中原地区的医学不仅在新疆地区传播，而且与新疆地区的医学融合，促进了新疆地区医学的发展。出土于吐鲁番的药方残片中不仅有来自中原的汉方药材，还有当地的药材“至多勒”；医药文书还记载，通过用中原药材甘草和当地药材荜拨等制成的药物涂抹治疗眼疾，这反映了新疆地区的医学不仅吸取了中医的理、法、方、药等诊疗理论和修制药物的技术，而且有所创新。

元朝时期，越来越多的蒙古族医学家研究中原地区医药学，例如元翰林学士忽泰必烈，著有《金兰循经取穴图解》，该书绘有脏腑前后图，手足三阴、三阳图，以及十四经络流注等。借助汉蒙医家交流、医籍流传，针灸知识也得以在新疆地区进一步推广。元代杰出的农学家鲁明善曾撰成著名的《农桑衣食撮要》一书，该书参照东汉时期崔寔所作《四民月令》为体例，以月令为纲，按月列举应作的农事，其中以相当的篇幅详细记载了栽培中草药材和灭虫防病的知识，说明中原地区医药的使用已经融入当地人的日常生活。哈萨克族医学家乌太波衣达克在15世纪编写了哈萨克医药学《奇帕格尔利克巴彦》（汉译名《医药志》），书中就载有麻黄，常被用于风寒感冒，急、慢性支气管炎，气喘等，与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使用麻黄治疗咳喘的方式基本一致。至清乾隆时期，中央政权在新疆正式设立驻防八旗后，每年端午节颁赐药品成为常例，并持续至清末，形成了清代新疆军事医疗的重要机制。乾隆帝所颁赐的军营药物以汉方药为主，主要用于治疗肠胃病、肺病、发热头痛、眼病等常见疾病，也有用于治疗外伤的药物，如宝蜡丸、红黄玉膏、十灰散、千锤膏、通关散等，甚至还有兽药，如人马平安散。从中可见，中原地区医药在新疆地区的运用不断深化，同时也加深了新疆地区民众对中原地区医药的认知和应用。

历史上，中原地区较为完善的医疗管理制度也传到了新疆地区。根据新疆地区的出土文书所载，至迟在魏晋时期，新疆地区已设有“医曹”。唐朝时，则出现了“尚药使”等中原传统医药职官名称。医学教育同样是促进新疆地区医药发展的重要途径和方式。我国的官办医学教育萌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，至隋唐已较为完善。唐代在西域设立医学教育机构的确凿证据，见于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《唐西州高昌县和义方等差科簿》残片，其中明确记载刘威感为“医学助教”。此外，哈拉和卓1号墓出土的《唐西州某乡户口帐》中有“二人医学生”的记录，进一步证明唐代时期的医学教育已深入新疆地区。

不论是医疗管理制度的确立，还是官办医学教育的施行，不仅使中原地区医药理论在新疆地区扎根生长，更通过体系化传承，催生出兼具中原内核与本地特色的民族医药体系。当新疆地区医学理论形成体系后，又反哺中原地区的医药理论。如孙思邈《千金方》和王焘《外台秘要》皆收载了“西州续命汤”这道方剂。新疆地区的医药学成为中医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，以医药传播的形式成为新疆地区与中原交往交流交融的独特例证，促进了知识交流与共生发展。

到了现代，维吾尔医学理论中，七诊法（望诊、听诊、问诊、脉诊、尿诊、大便诊、痰诊），亦是在中医“望闻问切”基础上发展而来，其中尿诊、大便诊可视为中医问诊的延伸，痰诊则属问诊范畴的深化。治疗层面完全沿袭中医内治法体系，涵盖清热、祛寒、解毒等十余种疗法。药物学方面，白术、苍术等药材的临床应用与中医完全一致，印证着理论同源性。

从汉代“医曹”的职官设置，到清代军营颁药的制度实践，从《杂病医疗百方》的理论同源，到当代维吾尔医“七诊”，新疆民族医药始终以中医药为根基。2024年5月1日实施的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医药条例》，明确提出了加强中医药传承创新、推动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措施，为新疆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。今年，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推动中医药事业传承创新发展和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建设优质高效的中医药服务体系。历史与现实共同昭示：民族医药的繁荣必以中医药为根基，中医药的生生不息必因各民族共同守护而长青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）